我国图书情报事业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14年来的丰富经验与丰硕成果,同样也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重要决议,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对“过去怎么看”、“现在怎么干”、“今后怎么办”的认识。概括地说,发展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总体思路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道路。

国家科委情报司、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出于各种原因易名,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是,尽管有关领导部门并没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却出现了一股改名风;机构改名是各单位的事,别人不好说三道四,可学科名称要改,就非同小可了,宜慎重为之,宜由大家共议之。有人可能会说,情报科学改为信息科学,英文没改,还是 information science,只是中文名称改了嘛!难就难在英文是同一个词,而中文不是同一个词。我认为从目前来说,两者还不宜混同。

中国的各级图书馆如何在新形势下,按照14大精神,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提倡科技兴市、科技兴农,图书馆面临如何科技兴馆的现实,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图书馆作为第三产业,应当有新的特征。图书馆如何在强化社会效益,即为文化教育和科研服务的同时,加强经济效益。并使经济效益促进社会效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要研究。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十四大闭幕,历经十余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一个大的周期,这就是由计划经济体系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发生重要位移,即由各级政府转移到各种形式的企业。以辅助决策为己任的科技情报系统,其服务对象也由以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为主转为以经济实体为主,并藉以减轻因自身由社会公益型单位向服务经营型机构过渡所带来的资金压力。随着服务对象的变更,传统的情报服务内容和方式受到了严重挑战。

在当前举国上下、各行各业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重新审视图书情报理论研究与事业发展的关系,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近年来我国对于图书情报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颇有微词,图书馆界对于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提出了严厉批判,情报界则认为情报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二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给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也给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关于事业发展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蔡元培先生曾有一个简明的概括:“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便有产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有了有系统的理论,那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的进步。

1992年9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一词正式易名为“科技信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亦随之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笔者初闻很觉惊诧,但后又坦然——当情报事业的发展处于困顿与转折关头,国家及时引导、调整其航向,恰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也说明了政府行为支配着情报事业的发展方向。问题和笔者的困惑在于,做为一门与情报机构、情报事业密切相连的学科的情报学,是不是也要随着情报机构名称的更迭而变成一门所谓的信息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