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年来，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先是被载入史部，后又被置于子部，甚至还有不少学者提议于四部之外为其另立一部；即使在子部中，类书先是被归入“杂家”，后又被置于“事类”、“类书类”、“类事类”之中。类书在目录学中的演变根源于不同时代的类书发展状况，更体现了古人对类书的认知与评价。

对佛山地区明、清和民国时期的22部地方志门目进行研究。首先进行总体分析，介绍其门目记述的主要内容；其次选取地理、建置、赋役、官师和学校5门进行详细分析，介绍其特点并对其内容进行简要分类。在此基础上，分别以康熙朝志书为例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以南海县志为例进行纵向对比研究，探求佛山方志门目的变迁特点。

从著录时限、收书数量、资料来源、分类标准、具体解题5个方面，对清代以来补志五代艺文的8种著作(即徐炯《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陈鳣《续唐书·经籍志》、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汪之昌《补南唐艺文志》、唐圭璋《南唐艺文志》、杜文玉《南唐艺文志》和张兴武《五代艺文考》)加以探讨，指出其优长与不足，以此来反映目前五代艺文补志的概貌，并就进一步深入考证提出看法。

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于《礼记正义》大量采用南宋卫湜《礼记集说》的材料，由于版本的判定和使用犯了重要错误，使得大量校勘记条目与卫湜《礼记集说》原文事实不符，所采材料不可靠。通过对卫湜《礼记集说》版本源流的清理，比勘宋郡斋本、明影钞宋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各版本，发现阮元所用《礼记集说》的版本非宋本，而是经过重大改动的通志堂经解本。

19世纪30年代召开的几次近代文献展览会，以征集、展示各种地方文献为主，其目的在于传承地方学术传统，反映区域文化特色，凝聚民族的自信心。从各种史料中考察展览会征集文献的成就，包括：陈列地方文献的做法与效果，整理地方文献的方法与展览会在建设地方文献方面的深远影响。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分类是吸收《七略》、《七录》以来我国古典目录学分类之精华，又根据时代和学术变化、发展的需要，因时制宜地创新和调整有关类目，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较为完善、对后世图书分类产生较大影响、集宋代目录学分类成果之大成的分类系统。

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的序文存在的问题进行辩正，指出：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小说”专指《虞初周说》一种；以《虞初周说》为立论的基础不能成立；《汉志》小说家注云“依托也”的作品，其产生的时期在《汉志》那里并不清楚；不能靠《虞初周说》一家作品的篇数之多来推断小说的创作“特盛于虞初”，还应充分考虑从事小说创作的作者是否较多。

《十国春秋》是记录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史籍。但是对于其史料来源及特点，学界一直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十国春秋》南唐部分直接征引书目范围的考察及其与相关重要史籍之间关系的考析，初步推断该书在史学研究上有保存资料线索之功，但在史料原始性的保存与延续上价值不高，不宜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征引使用。

以宋代以前的方志舆图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该历史时期地志图经的撰修情况及方志舆图的存在情况，并对《九鼎图》、《禹贡地域图》、《区宇图志》、《海内华夷图》、《元和郡县图志》等进行重点介绍。宋代以前方志舆图具有数量多惜皆亡佚、起于地图后不断增以文字说明、制图技术尚不发达多有讹误之处、赖政府之力成藏之秘府以资政化民等特征。

作为其第二部补史艺文志，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具有与众不同之处，其成就与不足作为姚氏目录学思想实践的一部分亦应当予以重视和研究。通过对姚氏补史艺文志的成就与不足的分析，揭示出姚氏目录学思想的特点，亦可体现出清代补史艺文志的特点。

《东方朔集》是编成较早的西汉文人别集，因从未就此集有过具体研究，故在梳理东方朔作品及此期别集编纂途径的基础上，从性质、内容、文体等方面入手，阐明和界定《东方朔集》属于别集，《东方朔》属于子部著作，并以此廓清东方朔文集与其子书如《东方朔》的关系。

为深化对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认识，运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采用微观分析和宏观概括的方法，从背景、内容和特点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剖析。阮元不但从异文和讹误两个方面对《左传》及其注疏进行校勘，而且将其原因进行归纳；其中体现了阮元校勘《左传》及其注疏的三大特点：高度注视不同版本的利用，条理井然、善于归纳，不分门户、实事求是。

地方志门目名称存在大量同义词的现象。以明、清、民国时期的广东地区官修方志为例，对其门目名称中的同义词进行识别、分类与分析。广东官修方志门目名称存在下列同义词现象：音同义同、音异义同、音异义类、文字换位；其使用具有普遍性、随意性、通俗性、晦涩性、地域性、以名词为主、等义少类义多等特点。

段玉裁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是杰出的音韵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与同时代的学者王念孙齐名，世称“段王之学“。段氏一生著述宏富，其单篇论文收集在《经韵楼集》中。该文集对于今天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研究清代学术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宝贵材料。

汴梁是北宋的绘画中心，同时也是北宋的刻书中心，汴梁绘画和汴梁雕版印刷事业的兴盛共同促进汴梁版画的繁荣。在汴梁，版画的雕印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生活中，佛经版画的刊印也较前代有很大的提高，版画作为书籍插图被成功运用，木版年画也因此得以发明。无论在题材开拓上，还是在应用形式的创新上汴梁版画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代来知德在易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易学以《周易集注》为主。但此书版本情况比较混乱。据可见文献与现存版本可知，其书初刻于郭子章，在郭本之后形成张惟任虎林系统、史念冲刻本系统和刘安刘删芟系统。这三个系统即是来氏《易集》的早期版本。史念冲本不见翻刻，其他二系统则流衍较广。郭子章本今已不见，但张惟任本直承郭本而来，于众本中刊刻时间最早又未经删芟，因而其重要性显然易见。其他二系统亦较早，故极具校勘价值。

准许收藏外典的佛教戒律使得其藏书内容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各种载体的充分利用又使其藏书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基于利益众生的创建意愿及佛教经典鼓励佛法流通的制度，中国古代佛教藏经楼在其服务方面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同时地域广泛、身份各异的捐赠者又使得捐赠活动广泛而深入。

《南宋文范简编》是具有良好学术背景、立意高远的经典文献，是《南宋文范》的精华本。它的编选者们独具慧眼，从《南宋文范》中精选出优秀作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时就起到了方便读者快速掌握南宋学术脉络的作用，今天《南宋文范简编》也是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南宋文范》的阶梯，对研究南宋文学和南宋学术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四库全书》本《艺文类聚》与该书现存其他版本进行校勘与研究，发现《四库全书》本之底本为原藏内府之明万历十五年王元贞刻本。底本进呈之时已经过校勘加工，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在誊录过程中，均再次经过校订与复核。两相比较，文渊阁本校订颇为精细，非敷衍了事者，而文津阁本多臆改，文渊阁本优于文津阁本。

付梓于光绪末年的《善本书室藏书志》是清末一部具有解题性质的善本书志，著录有34部刊刻于高丽、日本的域外汉籍，内容包含经、史、子、集。书中详细考证、记载这些域外汉籍的作者履历、序跋、藏书印、版式特征、版本源流等情况。通过对《善本书室藏书志》学术价值的探究，可以反映出清末知识分子的自恋情怀以及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交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