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中国科学院院级课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发展战略构想”(1991～2000年)的第三部分。该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现状”，第二部分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的外部环境和用户需求”，限于篇幅，这里均予略去。本部分提出了1991～2000年全院文献情报工作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措施。该课题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其中包括2个总体研究报告和21个专题研究报告。该课题1990年11月通过专家鉴定，1991年4月获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引言 目前图书情报界的情报服务多局限于文献情报服务，多以一次文献源为对象，加工出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并服务于用户，但情报的新颖性和及时性要求我们应当开拓更加广泛的情报源，由情报人员形成一次文献，并以一次情报向用户提供服务。这是建立情报源学的原因之一。
要解决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之间的矛盾，促进我国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情报研究起点。本文从8个方面阐述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文献量的激增和文献检索要求的多样化，要求图书情报部门从速度和质量上提高文献加工工作。计算机的应用为文献加工工作的自动化开辟了道路，由于文献加工工作包括对文献进行分析等智能性活动，所以只有利用人工智能，才能实现文献加工工作的自动化。
一 中国的情报学教育，如以1959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办情报学系为起步标识，屈指算来已历经30余年的风风雨雨；如仅从1978年武汉大学设立科技情报专业算起，我国的情报学教育亦有10余年的历史。现从宏观上看，情报学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已初具规模，情报教育的结构、体系、专业设置正逐步深化；从微观上看，情报学教育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及办学条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进步。
图书馆有序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馆员和读者形成的人流，藏书和设备形成的物流，以及由组织、计划、协调、文件、指令、规定等所形成的信息流的最佳配合。由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动态因素构成的图书馆动态系统能否低能、高效、协调地运转，达到图书馆的预期目标，关键在于能否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管理干部，以便对这一动态系统实施科学的组织和管理。
当今社会，情报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每个人既是情报的吸收者和利用者，同时又是情报的生产者。对于情报源规律和特点的研究，不仅是情报组织、加工、传播和利用等诸项研究的基础，也是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本文把《中国数学文摘》采用的分类表以任意三个例子为例同《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作了详细比较，提出《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不适用于中国数学科学文献的分类，并分析了不适用的原因，同时对《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日后的修改提出一些建议。
1 科技查新咨询工作的开展与用户评价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技立法日益显得十分必要与十分紧迫。科技查新咨询服务并非一项新的工作，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明确规定：“为了保证科技成果和创造发明的先进性和质量，加强科技成果的管理，在科技项目立题或科技成果鉴定前，都要经过具备查新资格的情报单位进行查新”。
使用色彩辨识来区分事物和行为的方法，因其形象直观，使用便捷，故应用比较广泛。最常见的如指挥交通的红、黄、绿灯；银行储蓄所的帐户分类卡等。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图书馆是一个计算机技术专业图书馆。长期以来以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书刊文献为基础的馆藏体系，对我所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9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不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引导，不管是开展国际经济科技交流还是从事企事业生产经营活动，都离不开准确的信息情报。
如何科学地管理、利用好中文期刊，排架是关键问题之一。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一种期刊排架法，简称FPL排架法。该排架法是先将期刊按“分类——拼音——流水号”确定代号，然后按所给代号依次排架。几年的实践证明，该排架法简便实用。
一、历史事实一瞥蒋万民同志撰文对《图书馆学的困扰与方向》提出质疑，认为：①在80年代，我国图书馆科学不存在什么困扰与危机，也没有方向问题；②图书馆服务同医院医疗服务相比较，不能看清图书馆事业的方向；③传统图书馆学的学科范畴不存在缺陷；④图书馆科学中不“包含”有知识处理专业。
读完张玉麟同志的大作“我国图书在版编目工作概况”，感到图书在版编目将给我国的图书编目事业带来希望和光明。其意义深远、作用重大之处在于它是推行和宣传文献工作标准化，保障书目质量的有效措施；它是将出版、发行和图书情报工作三者融为一体，一次编目，多方利用，从而提高编目效率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产品样本工作是科技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品样本工作越来越受到科技情报界和工程技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我国，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是随着技术市场的出现而兴起的，它是近几年来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央曾几次颁发文件对有偿服务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规定。
1991年11月4日～9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期刊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内召开。来自院内各研究所编辑部门的17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安徽省文化厅出版局也派代表出席会议并致贺词。
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情报调研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1月14日至18日在青岛召开。理事和论文作者代表共44人到会。会议由4位副理事长李廷杰、刘汝彬、张万萍、刘全根轮流主持，副理事长史鉴致开幕词并做会议总结。
由国家科委情报司于1990年组织专家共同提出的《国家科技情报政策》近日已由国家科委批准，以“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6号”形式向全国颁发实施。
我国连续出版物的产生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管理方面却很不近人意，原因之一便是缺少国际上有关连续出版物工作的信息和正规、系统的教育。为适应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需要，吴龙涛和叶奋生同志联合编著了《连续出版物工作》。
本书收录了有关世界图书馆事业的资料近50篇，有重点地介绍了图书馆的国际组织、国外的图书馆法规、条例、标准、各国立图书馆以及国际交换、互借和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书末附有《世界图书馆统计》和《世界图书馆大事年表》。
该书是一本颇具特色的目录学专著，作者为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彭斐章教授，1990年5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5章，另有3个附录。
由编辑家吴仲强同志主编的《中国当代自然科学人物总传》第一卷，已由湖南出版社1990年12月公开出版并在国内外发行，反映很好。第二卷现已编毕，在行将付印之际，应该书主编吴仲强同志之邀，我欣然命笔，谈几点想法。
4 战略措施 4.1 卫深化文献情报体制改革。继续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有效地实施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发展战略的关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体制改革应逐步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在组织结构上,要从现行依附于行政建制的封闭型层次结构,向横向联合的开放型网状结构转变; ——在生产方式上,要从单位所有、自给自足、手工业、“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
本文论述了图书馆统计的对象、范围与任务、图书馆统计的形成与发展、图书馆统计的作用与要求、图书馆统计指标、图书馆统计工作的基本阶段(统计调查、统计资料的整理、统计分析)与方法(重点介绍了对比分析法、分组分析法、动态分析法、结构分析法)。
数据库是国际上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数据管理新技术,目前已成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对数据库(DB)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展很快。本文以《全国报刊索引》为主要情报源,统计分析了1981～1990年我国DB文献的刊载情况,得出了我国DB技术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并将大步赶上世界水平的结论。
历史证明,中国当代分类法是在借鉴国内外分类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成功之经验,也有失败之教训,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法体系及对中国分类法今后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本文特就中国当代分类法对外国分类法之借鉴及在借鉴中的得与失作一番探讨。
文章分析了我国情报学期刊发展的历史特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情报学期刊体系现状进行了评价,针对期刊体系现存的弊端提出了新的构想。作者认为,我国情报学期刊体系未来变革之走向,基本上应沿着情报学的重要分支进行专业布局和调整,以更好地发挥期刊体系的整体效应。
本文论述了该中心开展国际联机检索服务的基本状况,对4年来的联机检索进行了统计分析,介绍了对用户调查的情况和对检索效果的评估,总结了主要经验,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设想。
生物工程热遍及全世界,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向产业化推进的形势对生物工程的重要支撑结构——情报服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迅速、准确并全面地提供生物工程的情报信息,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开发、决策和管理是推进我国这项高技术腾飞的当务之急。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鉴于我组曾从事过这类性质的工作,特将此项重要的情报研究和服务的课题——“生物工程信息系统”下达给我们。
连续性出版物的利用涉及被利用的连续性出版物、利用连续性出版物的用户、在连续性出版物利用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的环境条件等,上述几个方面各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主从关系极其复杂。欲改善连续性出版物的利用,一般说来需要综合治理,但更需要抓住上述各方面的关键和关键之关键以带动其他。
本文从审美角度指出了现代图书馆图书加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精美考究的图书加工是图书馆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需要,并针对各个工作环节逐一提出了具体做法。
本文回顾总结了1986～199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的情报研究工作概况,介绍了以地球科学为重点,坚持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服务,做到基础情报工作项目系列化,情报工作社会化,在情报实践中不断深化工作层次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在情报研究中,人们常用定性分析方法把情报资料归纳综合、分析类比,进行逻辑推理;也常用数学模式,把与情报研究对象相关联的诸要素联系起来,进行数值计算或数值统计分析,即定量分析;多数时候是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交互使用,密切配合,从中得出科学而准确的推论。
《图书情报工作》1990年第3期刊登了唐留根同志的“期刊‘年代法’排架方式之补遗”一文。当时适逢笔者着手进行本馆期刊的整理,根据笔者在工作中的经验,并通过与本馆所采用的期刊“时段法”排架方式进行比较,我认为期刊“年代法”排架方式并不如唐留根同志(文中简称“作者”)所说,是一种科学的、有效的排架法,它虽然着重考虑了排架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文献的收藏使用。
阎海、张兰菊两同志在其“采用ISBN记录卡(表)建立中国标准书号查重系统初探”一文(以下简称“文①”,见《图书情报工作》1988年第1期)中,提出在由ISBN项和0-99一百个数码表组成的ISBN记录卡上进行中国标准书号记录,具体的记录方法与项目则有两种:其一是书名号法,此法记录组号、出版者号和书名号;其二是图书分类——种次号法,此法记录组号、出版者号和图书分类——种次号。
如何统一书次号已成为文献工作标准化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来有不少人赞同用著者号码表作为全国统一的书次号,据笔者看,无论是按笔划笔形编制的,还是按汉语拼音编制的著者号码表,都存在着严重不足:前者由于汉字的简化及某些字的笔划计算不统一,致使该表不稳定;后者因同音字很多,极易产生重号现象,还因一字多音而造成取号不同。
改革开放10年来,随着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活跃,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也日渐丰富,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的编缉出版因之空前繁荣,各种形式的学术论文日益增多。然而,一方面,对于图书情报界出版的较为优秀的图书,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编辑发表的较为优秀的论文,需要向社会、向图书情报界的读者推荐;另一方面,对图书情报界出版的质量偏低,内容重复的图书和有关杂志上发表的老生常谈。
《图书情报词典》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王绍平等5位同志编著,陈誉校订,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于1990年6月出版。全书有以下特色: 1 编著者将图书情报学融为一体,收录了图书情报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档案工作、文献出版发行工作等方面的名词术语约5200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