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中职业化教育与非图书馆从业去向、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复合型人才需求、西学东渐的出身与中国特色的诉求、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矛盾悖论的思辨，剖析长期困扰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矛盾根源，澄清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要求对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信息资源进行协同配置。从我国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现状来看，主要存在配置主体功能缺位、协作程度不高、支撑服务落后等问题，需要通过管理、组织、技术、服务层面的多元协同加以解决。政府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克服制度、机制、技术和服务上的障碍，全面推进我国信息资源配置的协同发展。
通过概念解析的方法澄清有关“知识服务”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并借助这种解析讨论知识服务与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之间的关系。提出知识服务是由知识生产服务和知识消费服务两部分构成的。虽然可以把知识生产服务摆在知识服务的核心地位，但对知识服务的理解不能只局限在知识生产服务方面。与知识生产服务相比，知识消费服务才是图书馆更为基本的知识服务。
信息权利是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在信息域中的延伸与拓展，信息权利平等是信息公平的内在诉求。在分析弱势群体信息权利表达的基础上，提出保护信息权利的基本原则，进而探讨弱势群体信息权利的保障举措，包括增强信息权利意识、培育利益集团、健全权利保护机制等。
我国对网站无障碍建设方面已经进行广泛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通过对我国网站无障碍建设方面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深度欠缺、研究主体单一等问题，最后针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从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两方面对网络信息资源质量评价研究进行综述。目前，网络信息质量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元数据法、层次分析法、对应分析法、网络信息计量法等；网络信息质量评价指标纷繁复杂，呈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对象多样化、评价标准全面化的特点。未来，网络信息资源质量评价研究应注重适用性和实用性课题研究，坚持用户导向，培育权威评价机构。
文章主要探讨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风险管理中的风险识别问题。选用等级全息建模法（HHM），并利用该法的原理和方法构建HHM框架及其子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HHM子框架剖析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在信息采集、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
读者的阅读倾向是读者阅读兴趣的真实反映，对图书馆馆藏建设的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利用图书流通数据研究读者阅读倾向，是一种科学、客观的数据挖掘方法。聚类分析模型是数据挖掘手段之一，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保存的大量流通历史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可以揭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读者阅读倾向的变化。
通过对图书馆与出版界开展全民阅读宣传活动的比较，发现出版界比图书馆更具优势，但只要图书馆扬长避短，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更多支持，切实增加活动网点，加强电子资源建设，有效加大宣传力度，就一定能全力保障宣传活动的开展，就能够在更大范围将宣传活动辐射到更多的受众，并以时尚新颖手段吸引受众眼球，激发大众的阅读兴趣和参与热情，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关于高职院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编制到底应该为多少，目前仍似乎缺乏一个明确的、适合于高职院校的的统一标准，已有的政策和理论研究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可操作性。有鉴于此，提出针对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定编思路和编制计算方法，并以广东10所高职院校图书馆为调查统计样本，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计算出该馆所需的编制人数，并进行论证。
运用一阶差分方程构建政府信息资源市场配置的离散时间动态模型，探索影响其需求量的因素及最佳配给量。用MATLAB对所建模型进行数值求解的结果表明：用户信息素养及信息素养投资比例对政府信息资源市场配置需求量有显著影响。揭示出：当信息素养投资效应及投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信息资源配置易达到相对均衡，所建模型能反映政府信息资源配置均衡的一般式。
以政府决策为载体的电子政务隐性信息资源开发，是政府对信息资源应用的“示范作用”的体现。以主题地图的主题、关联和事件要素为基础，开发出面向主题定位的导航目录、面向事件关联的信息空间和面向关联阐释的知识地图，从而形成面向应用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新模式。
《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与实践的发展趋势》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数据调研，重点分析、研究网络环境中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和知识消费行为的变化，以及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及学科研究的变革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深入剖析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该书具有思路清晰，观点新颖，系统完整，研究方法科学，理论联系实际等特点，但其提出的“未来的图书馆学将融入知识管理”、图书馆学应“正名为知识管理”等值得商榷。
为深化对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认识，运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采用微观分析和宏观概括的方法，从背景、内容和特点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剖析。阮元不但从异文和讹误两个方面对《左传》及其注疏进行校勘，而且将其原因进行归纳；其中体现了阮元校勘《左传》及其注疏的三大特点：高度注视不同版本的利用，条理井然、善于归纳，不分门户、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