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自1956年6月成立,至今已整整30周年了。现就有关经验和教训作一简要回顾。
一、建立参考文献目录学体系的意义一览科学之林,我们就会发现,目录学是年长的科学之一。在科学发展的长河中,目录学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对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开展研究，至今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科学体系。
有人把五十年代比喻为原子时代,六十年代比喻为空间时代,七十年代比喻为电子时代,而八十年代将进入生物时代。诚然如此,正象当年的基本粒子研究带动了无线电、电子计算机和其它一些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1979年以来,许多省、市、地、县成立了编史修志办公室,并指导基层区、局和企事业单位编史修志。大批研究人员和编史修志工作者相继来到图书馆,与各地图书馆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笔者对此谈些个人的看法。
应美方邀请,以理事长、文化厅副厅长刘振德为团长的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代表团一行4人于今年4月10日至21日赴夏威夷参加学术活动受到热烈欢迎。在美期间,代表团出席了杨伯翰大学夏威夷校园举行的太平洋通讯与技术协会1986年春季年会。
科技期刊品种多,出版周期短,内容新颖,情报信息含量大,深受广大科研人员的喜爱。科技文献与实验室设备在科研工作中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在科技文献中,主要的情报资料来自期刊而不是图书。
今年3月4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主持的《红泥塑料情报研究与情报服务》评审鉴定会在成都召开。分院院长高福晖主持了会议。
本文根据我国情报检索服务的现状,指出了合理定价的必要性。同时,从确定定价目标、制定定价策略、实施定价方案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情报检索服务的合理定价。
正如我们在《再谈图书馆的拒绝率统计》(见《图书情报工作》1986年第2期)一文中所指出的:“图书馆拒绝率统计应是图书馆各服务项目统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图书馆拒绝率的大小,是评介图书馆服务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之一。”
为了适应我国“四化”建设的发展和出版发行、文献情报等部门的工作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政策,国家出版局决定采用《国际标准书号》,以取代原有的“全国统一书号。”经过几年的积极准备,我国已正式加入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简称(ISBrT)系统，并制订了《中国标准书号》，已由国家标准局于IgBs年1月1}日批准颁布GB 5795--86)，由设在国家出版局的中国ISBN中心负责推行。
香港第一个图书馆学课程始创于一九六○年。当时作者与几位图书馆学界的热心人士,开始注意到本地图书馆的缺乏,并考虑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便委托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计划开办图书馆学的课程，已期训练一些人才，改进本地图书馆的一般服务。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微生物学报》、《植物学报》、《植物分类学报》、《植物生理学报》、《昆虫学报》和《真菌学报》等刊物的每篇文献的题目下或摘要之后都标有该文献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来自文献的篇名、摘要及正文。这种“在版标引”是情报检索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今年3月31日至4月4日,由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国家科技情报政策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牙买加、英国、南斯拉夫、印尼、印度、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等国约专家、观察员和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十七世纪,当人类开始出现平均每年做出一项较重大发现的时候,科学家们希望能找到科学研究方法。笛卡儿、莱布尼兹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