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不断演进，“信息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固有范式到技术驱动范式、从人文社科向新文科的重大转型变革。在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学科建设与学术出版亟需加强协同和创新发展，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新生态。《图书情报工作》是面向“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自1956年8月创刊以来，至今已见证了70年的学科发展历史。70年来，期刊始终围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弘扬学术精神、推动事业发展”的办刊宗旨，坚守学术质量，加强学术传播，推动信息资源管理转型发展，在学界和业界享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

值此《图书情报工作》创刊7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于2026年8月22日以线上（腾讯会议直播）线下（北京）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了“2026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与出版传播学术论坛暨《图书情报工作》创刊70周年学术研讨会”，特邀请了信息资源管理院系学科带头人、领域专家、《图书情报工作》编委、审稿专家和作读者约60余位就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与出版传播融合进行线下研讨交流，约有450余位学者、研究人员、实践人员、硕博士生参加了线上会议，另有1 000余人观看了会议直播。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李猛力、主任曲建升研究员、副主任张智雄研究员、副主任钱力研究员，《图书情报工作》第三任主编孟广均、第四任主编周金龙和现任主编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编委会主任刘细文，以及邱均平、姚乐野、黄水清、刘冰、李月琳等多位编委、青年编委，获奖代表、同行期刊代表参加了现场会议（图1）。

1 开幕致辞

会议开幕式由《图书情报工作》编委会主任刘细文研究员主持（图2），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曲建升研究员、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陈传夫、南京大学教授孙建军分别致辞。

曲建升主任代表期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致辞（图3）。他首先表达了对《图书情报工作》发展70年的祝贺和敬意。他指出，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国际科技界实现了多个重要突破，我国也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将科学技术情报的建立作为第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提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于1956年8月率先创办《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即现在的《图书情报工作》，曲主任称之为“凿空式的布局”。期刊的创办，承载着支撑服务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体系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殷切希望。也正因为这一创刊基因，几代《图书情报工作》编审人员始终赓续创刊定位，长期聚焦办刊宗旨，在推动文献情报领域的学科建设、能力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基础夯实、体系迭代等方面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国家队的作用。期刊发表的文章主题，深刻反映了我国文献情报事业从积极发展到主动改革、再到创新发展的螺旋式发展路线。同时，编辑部主动拥抱信息技术发展和知识交流需求变化挑战，不断创新学术出版和学术交流模式，持续巩固期刊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引领力和号召力。曲主任指出，在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环境下，文献情报中心数据资源建设、情报研究与知识传播工作将与期刊工作协同发展，在AI主导的变革中，继续为我国文献情报事业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贡献力量。最后，他代表文献情报中心全体同事，感谢不同时期担任《图书情报工作》的主编们、编委们和编辑部的同事们以及全国的审稿专家们对期刊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祝《图书情报工作》在新的起点续谱华章，再创辉煌！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原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图书情报工作》资深编委陈传夫教授（图4）在致辞中首先对《图书情报工作》创刊7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期刊的几任主编是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奠基者、推动者，为期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图书情报工作》编委，也是忠实的读者，时刻关注着期刊发展。《图书情报工作》的创办，适应了时代需要和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需求。它紧跟时代发展脉搏，引领学科的发展潮流，这是期刊最重要的成就。期刊的重要成就还在于：一是发表了许多经典作品，如刘国钧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直是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和理论发展中的经典之作，也是青年学子和研究人员研究图书馆学的必读文献。二是发表了很多学科优秀成果，为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不仅关注传统图情领域，也关注数字环境下学科的最新发展，不断推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四是开设的栏目、聚焦的问题都体现了前瞻视野和独到学术眼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在期刊发表论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最后，陈教授对《图书情报工作》提出殷切希望，希望期刊能够砥砺奋进，在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指示下，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抓住机遇，为发展中国理论、贡献中国智慧、提高原创性做出更大贡献。

南京大学教授、原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图书情报工作》资深编委孙建军教授（图5）在致辞中指出，《图书情报工作》70年的发展恰是新中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缩影，期刊始终恪守办刊宗旨，从小数据时代的文献计量与定题服务，到大数据时代的关联分析与数据治理，再到当前人工智能环境下对AI for Science、人智系统的深度审视，期刊内容清晰勾勒出学科从文献管理向信息与智能服务跃迁的脉络。他深刻阐释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变革趋势、使命及其与期刊出版的关系。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面临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转型。一方面，学科内涵发生根本性的重塑，正在向数据资源管理、知识发现、智能学科等更广阔领域全面拓展。另一方面，学科生态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与科技自立自强对学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需求；二是学科正转向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生产新范式；三是学科不断与计算机、管理、法学、社会学深度互嵌。2026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必须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信息用户群、最丰富的数字应用场景以及最庞大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这些中国元素正是提炼本土理论、形成原创范式的沃土。学术出版是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面对大变革，学术期刊不仅是论文发表的平台，更应成为学术方向的“导航仪”、学术创新的“催化剂”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场”。期刊应主动介入前沿，通过选题策划引领研究方向，积极组织学术争鸣，将信息服务能力转化为支撑国家战略的智力动能，推动将中国实践成果纳入学科核心体系，提高学术可见度及话语影响力。

2 主编发言

资深主编发言和主编报告环节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张智雄研究员主持（图6）。《图书情报工作》第三任主编孟广均、第四任主编周金龙分别致辞，《图书情报工作》现任主编初景利教授作主编报告。

《图书情报工作》第三任主编孟广均教授（图7）在发言中系统回顾了《图书情报工作》自创刊以来的发展历程，对期刊过往如数家珍：1956年创刊时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是新中国本学科最早的图书馆学期刊，1961年改为《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1975年复刊为《图书馆工作》，1980年再度更名为《图书情报工作》，每一次变革都对应着学科边界的拓展与对时代需求的回应。历经70年砥砺深耕、几代人艰苦奋斗，该刊已成长为积淀厚重的著名品牌，这一历史既是持续筛选、积累、加工与传播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优秀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的历史，也是系统宣传我国图书馆与情报事业发展成就、学科建设丰硕成果的历史，更是发掘培育、推介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大批优秀学者与行业人才的历史。之后孟教授动情回忆了他从《图书情报工作》的读者到作者，再到担任编辑、主编前后长达46年与期刊的不解之缘。他特别感谢了历任领导的信任，尤其是史鉴馆长破例任命他担任主编；感谢编辑部同仁的团结协作，与辛希孟、周金龙等共同打造学界公认的优秀期刊；也感恩学界专家如彭斐章、马费成、陈传夫等的帮助以及兄弟刊物的支持。孟教授总结道：“我与《图书情报工作》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一起整合了学科的哲学思想、专业理论、应用实践和技术方法，也一起实现了学、读、研、编、著、教的紧密结合。”他还提到，由于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书刊打交道，包括假日、夜晚、旅途中、病床上，家人都说书刊才是他的“至爱”。这句调侃背后，流露出的是孟教授一生孜孜不倦的治学理念与严谨认真的编辑精神。面对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等新形势，他指出期刊应紧密配合信息资源管理机构/事业/学科，坚守基本价值，期待今后《图书情报工作》再创辉煌，打造百年老字号期刊、智慧期刊。

《图书情报工作》第四任主编、首任社长周金龙研究馆员围绕期刊办刊改革、作者队伍建设与期刊发展经验等发言（图8）。他将办刊体会总结为6个方面。第一，主管与主办单位的稳定支持。期刊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的文献情报中心，在战略决策、人员配置及设施保障等方面获得持续性支撑。第二，编委会与编委的作用发挥。期刊注重编委会建设，编委在学科前沿研判、专题策划、同行评议和稿件审定中发挥关键作用。第三，作者群体的培育与维护。作者提供原创思想和数据，是期刊生存的主体。编辑部优化服务流程，缩短审稿出版周期、设立学术出版基金，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巩固了作者队伍，保障稿源质量与数量。第四，期刊主编的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主编的学术视野、业务素养和综合协调能力，直接影响期刊能否顺应时代、改革创新。历届主编因势利导，多次实现行业首创，积累了良好学术声誉。第五，编辑人员的工匠精神。历代编辑恪守严谨、客观的职业规范，对编校各环节精耕细作，坚持学术标准，任劳任怨，保障了出版物整体质量，获得业界广泛认可。第六，编辑部的团队文化与工作作风。编辑部形成团结协作、务实高效、甘于奉献的工作氛围，多次获先进集体称号，为期刊稳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周社长还回顾了1993年成立杂志社后，在市场化运作模式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历程，印证了体制改革对期刊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面向未来，周社长建议将“打造百年学术大刊”纳入期刊中长期战略规划，强调需依靠数代办刊人的持续努力，方能实现期刊的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发展。

《图书情报工作》主编初景利教授作《不负众望 砥砺前行——<图书情报工作>创办70周年的一点思考》报告（图9），从主编的视角总结了《图书情报工作》发展的12项“最”，即①最重要年份。1956年创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地区第一份图书情报类的期刊。②最为关注。期刊为了推动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学术交流做了什么贡献。③最为感慨。专家的支持与贡献及广大作者的厚爱。④最为感动。读者把《图书情报工作》看成是研究与学习的必读物，是点燃学术兴趣的重要期刊之一。⑤最为欣慰。图书情报一体化、面向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大刊的责任、使命与担当。⑥最应感谢。主管主办单位、学术支持单位及主编团队、编辑部的支持。⑦最有成就感。期刊的发文数量和质量均位于学科前列，很好地做到了两个指标的平衡。⑧最感困惑。AI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作者直接由AI撰稿，审稿专家直接由AI审稿。⑨最有意义。以《图书情报工作》《知识管理论坛》双刊模式办刊，以及与其他几个图情刊共享办刊模式，共同提升办刊水平。⑩最需努力。如何做好学术和期刊两个维度的传承和创新。?最为遗憾。退稿率持续偏高，有创新价值的稿件是录用的第一准则。?最为期待。期待《图书情报工作》可以成为百年大刊。这12项“最”，体现了主编对期刊深沉的“爱”及把期刊办成最有担当、有温度的学术大刊的笃定与决心。

3 会议颁奖

《图书情报工作》70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各级领导支持，离不开几任编委团队的贡献，离不开为期刊进行高质量稿件遴选的同行评议专家，更离不开广大的作者、读者。值此《图书情报工作》创刊70周年之际，《图书情报工作》编辑部特别评选了“2016—2025年优秀编委”（共20位）、“2016—2025年优秀审稿专家”（共50位）、“2016—2025年优秀论文”（共20篇），并现场颁发荣誉证书，以示谢忱和鼓励。颁奖环节由《图书情报工作》编辑部主任杜杏叶研究馆员主持，《图书情报工作》副主编张久珍、王晓光、易飞分别宣读获奖编委、审稿专家和优秀论文及作者名单。《图书情报工作》第三任主编孟广均和第四任主编周金龙为优秀编委颁奖（图10—图11）；《图书情报工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刘细文、主编初景利为优秀审稿专家颁奖（图12）；山东理工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图书情报工作》编委曹树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张冬荣、编辑出版部主任李苑为优秀论文作者颁奖（图13）。

4 特邀报告

4.1 第一、二场特邀报告

第一、二场特邀专家报告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图书情报工作》青年编委钱力研究员主持（图1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资深教授、《图书情报工作》资深编委邱均平作“守正笃行，薪火赓续——《图书情报工作》近十年载文和引文的计量分析”专家报告（图15），以《图书情报工作》2016—2025年刊载的研究论文为样本，开展期刊载文与引文计量分析。报告显示，《图书情报工作》已形成规模稳定、跨机构、多中心共存的作者生态。各团队呈并行发展态势，并未集中于单一研究机构，跨机构协同亦为论文产出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研究主题的演进方面，《图书情报工作》呈现守正与创新并重的格局。传统研究方向强化学科基础，新兴议题则不断拓展学科知识边界，整体上实现了学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有机结合。在学术影响力方面，期刊的长期积累与即时传播同步增强，形成“稳定积累+快速扩散”的双重学术影响力，综合影响因子等多项引文指标呈持续上升态势。邱教授将《图书情报工作》近10年来的结构性变化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作者网络化。核心作者集聚效应明显，跨机构、多中心合作网络基本形成。第二，议题多元化。传统研究领域持续深耕，新兴主题不断涌现。第三，传播即时化。半月刊出版周期有效缩短了成果发表与引用的时滞，知识扩散效率显著提高。第四，平台枢纽化。期刊作为学术纽带，聚合学术共同体，衔接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部分领域的开创性成果率先在本刊发表，发挥了议题引领作用。最后，邱教授对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一是守正，坚守学术本位，巩固学科专业根基；二是创新，敏锐组织前沿问题，持续拓展方法；三是开放，提升国际学术可见度，拓宽知识传播空间；四是服务，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学科发展与行业实践。同时，邱教授期望期刊持续强化其学术阵地、思想平台与知识枢纽的角色，朝着百年学术大刊的目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图书情报工作》编委夏立新教授作《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创新的核心任务与深化路径》专家报告（线上），从现实依据、重点突破方向、体系重构框架及实践路径4个维度展开论述。夏教授将理论创新的动因归纳为三重逻辑：时代背景体现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部署、联盟成立及数字变革需求等外部驱力；历史逻辑表明，学科历经初步形成、本土化探索与整合发展，现已进入自主创新时期，一级学科设立拓展边界并催生重构要求；现实逻辑揭示当前学科存在概念碎片化、基础原理阐释不足、实践结合不够及体系整合欠缺等问题，长期以引进验证为主的研究路径亟待突破。夏教授认为理论创新的核心任务聚焦概念、原理与研究范式的本土化重构。概念层面需立足中国实践梳理标识性概念谱系；原理层面应围绕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凝练各环节的本土运行规律；研究范式层面应紧扣数字中国建设，构建数字融合驱动的特色范式，推动多元交叉。他进一步指出，理论体系的整体重构需把握自主化、协同化、引领化三条路径，并强调应牢牢把握“中国”与“自主”两个立足点，从概念谱系构建、本土原理凝练、特色范式培育及理论体系整合等层面协同推进。最后，夏教授指出，走过70年历程的《图书情报工作》已不仅是论文发表载体，更是知识创新与学术共享的重要平台，承担着记录学科变迁、回应时代命题的学术职责，期待期刊继续发挥前沿引领作用，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持续贡献学术力量。

4.2 第三、四场特邀报告

第三、四场特邀专家报告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情报工作》编委会副主任李广建主持（线上）。

武汉大学副校长、《图书情报工作》编委会副主任陆伟教授作《大模型驱动的期刊规范性审查与风险治理》专家报告（线上），聚焦大模型用于期刊规范性审查主题。他指出，当前科技创新、科技评价、科技治理非常重要，正在向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导向发展，在此过程中，科研伦理与治理变得尤为重要。大模型正在重塑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AI进入科研全生命周期，但随之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质量如何保障、AI生成内容如何识别、创新贡献如何评价、责任如何界定等。伴随AI科研带来的新挑战，如AI生成虚假内容等，使得创新治理与评价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科研治理无法实现全过程检测、人机协同的智能发现、可信评价与协同治理。虽然长期以来，期刊已有了非常完善的编辑流程，如三审三校，但在执行过程中仍会出现问题，纯粹依靠人工对AI环境下的科研成果进行判断和审查校对已不足以全面排查风险。大模型可以辅助人工进行初筛证据，检测规范性，控制过程可信性，辅助人工进行风险预判，从而降低风险。最后，陆教授介绍了团队自主研发的论文规范性审查平台的主要功能与应用。该系统可以帮助期刊实现人机协同质量控制、智能发现风险要素，最终实现可信评价和协同治理。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图书情报工作》编委姚乐野教授作《构建人机协作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传播新生态》专家报告（图16），他从AI技术发展背景与华东师范大学“AI第一作者”社会实验案例切入，指出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正深度渗透科研知识从生产到传播利用的全流程，推动学科传播由线性扩展为人机协同的网络化生态，由此引发了主体责任、知识可信度、知识产权、算法公平等一系列伦理挑战。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信息处理工具的边界，具备参与知识理解、知识组织、知识生成与智能交互等综合能力，也带来了重塑学科传播生态的机遇，为其提供了技术条件、理论依据和现实动力。在此基础上，姚教授构建了人机协作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传播生态系统和运行保障体系框架。人机协作的学科传播生态是以学科知识的生产、评价、组织、传播和利用为核心过程，由期刊出版机构、同行评审专家、知识服务机构、AI系统和工具、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动态演化系统，其逻辑主线为认知协同—模式创新—价值互惠；运行保障则是人机协作学科传播新生态持续稳定运行与良性演进的支撑体系，包括学科知识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参与学科传播的制度规范、典型场景试点与协同模式迭代、持续监测与动态评价体系4个方面，能够为学科知识的创造、传播、利用与价值实现提供坚实基础。

4.3 第五、六场特邀报告

第五、六场特邀专家报告由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编委刘冰教授主持（图17）。

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图书情报工作》编委柯平作《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状与未来》专家报告（线上），系统梳理了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脉络。柯教授指出，先秦已形成藏书实践经验，两汉完成了初步总结，隋代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实现了理论化提升，宋、明至清代持续发展，以《麟台故事》《藏书纪要》等为代表作。谢灼华等前辈学者的系统归纳证实我国古代拥有完整的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体系。在近现代阶段，西方图书馆学引入中国，学界采取了借鉴吸收与本土改造并行的路径。近代学者继承古代藏书思想，在术语译介、业务规范、专业教育等方面自主探索，如梁启超倡导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文华图专办学等，共同推动了自主知识体系的逐步生成。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式确立。以《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政策法规为依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学界提出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等本土学说，构建起契合国情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的确立，为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制度框架。柯教授还回顾了孟广均、彭斐章、马费成等前辈的开拓贡献，以及他本人参与的相关研究，其中多篇成果发表于《图书情报工作》。最后，他介绍了南开大学团队当前研究进展，呼吁学界协同推进，持续完善植根中国实践的学科理论体系。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图书情报工作》编委黄水清教授作《全链路DIKW模型与数据价值释放：数据资源·数据智能·数据要素》专家报告（图18），提出了面向数智时代数据价值转化的“全链路DIKW模型”。黄教授指出，传统DIKW模型难以解释当前跨主体数据流通及AI深度介入的前提下数据价值释放的复杂机制。数据价值释放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释放为数据资源化，原始记录转化为业务支撑资源；第二次释放为数据智能，实现从辅助分析向数智决策的跨越；第三次释放为数据要素化，数据突破单一主体进入跨主体流通，对输出方与接收方双向赋能，惠及全社会。人工智能贯穿三次价值释放的全过程，资源化环节提升处理效率，数据智能环节驱动决策升级，要素流通环节放大数据与场景结合的乘数效应。基于此，黄教授对DIKW模型进行了重构和拓展，使其成为全链路DIKW模型。全链路DIKW模型在兼容传统DIKW模型线性认知路径的基础上，在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模型结构上由线性金字塔转变为动态全链路网络化、多项反馈系统；模型范畴上由个体认知拓展至多主体数据生态；模型内涵上纳入数据要素，弥补原模型局限于单个主题内部业务、数据缺乏社会化价值出口的缺陷，使适用范围延伸至经济社会各领域。新模型立足我国数据要素战略需求，清晰界定了数据资源—数据智能—数据要素三者的功能边界与演进逻辑，揭示了数据从内部资产到社会生产要素的跃迁路径，可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建设与数据要素实践提供新的基础分析框架。

4.4 第七、八场特邀报告

第七、八场特邀专家报告由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青年编委会主任曹高辉教授主持（线上）。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图书情报工作》副主编张久珍教授作《图·情·档学科融合发展之路》专家报告（线上）。她结合大学招生实践，针对一级学科更名和学科转型背景下如何提高学科认知度与竞争力等痛点问题，提出促进图情档学科融合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4条路径。第一要发挥本学科文理兼容特性，加强学科对外传播，讲好学科故事。她坦言，每年招生季都会接到大量咨询，许多人不了解本学科的内容与价值，为此要向公众阐释图书馆不仅是保存人类知识的文化场所，更是一个运用技术方法进行知识组织与活化的“数据油田”。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学不仅要让知识可读，还要让机器“读懂”知识，这正是数字人文等新兴领域的核心。她还分享了北京大学2026年的招生数据，以数据说明只要把故事讲好，这个文理兼容的学科完全能够吸引优秀生源。第二，加强实验室建设。以近期她牵头成立的人工智能治理与发展实验室为例，她认为图情档学科有责任在AI治理与发展中贡献智慧，该实验室旨在从规则、规范和价值层面介入人工智能的社会化应用，而非仅停留在技术研发层面。第三，加强有组织科研，打破“单打独斗”的研究惯性。例如，AI时代，如何更好地组织、更好地发现、公平地获取知识与信息，如何识别、预防学术论文写作抄袭，如何提升AI素养，仅凭个人已经难以完成，需要大家志同道合、一起努力。第四，加强跨学科合作，在真实场景中彰显学科价值。学科要想有生命力，一定要勇于和其他学科的人合作。学科应保持精神内核和本质不变，但方法和工具、呈现形式方面可以与其他学科合作、借鉴其他学科。她列举了北京大学在防灾减灾信息集成、人文社科数据集平台建设、数据馆藏建设、数据服务人才培养、文献信息智库服务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案例，指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面临旺盛的社会需求，这正是学科施展才干的新舞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副主编王晓光教授作《数字人文领域的数据实践及其价值实现》专家报告（线上），指出数据实践作为数字人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活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背景下，亟需系统梳理与批判性反思。王教授梳理了早期数字人文对“数据”的认知，认为该领域自诞生即与数据工作深度耦合。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因兼具技术与人文双重属性，在国内数字人文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了多模态与空间智能技术迭代，促进了人文数字基础设施与研究范式转型，但也暴露出明显局限，例如大模型对古诗等传统文化意境与历史语境的理解存在缺陷。建设细粒度、高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据集，构建数据与模型双向赋能的迭代机制，成为学科重要任务。王教授将人文数据实践特征归纳为：价值目标侧重于长期保存与传播共享；研究主体为人文学者合作；数据来源主要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据具有语义模糊、异构、分散等属性。将人文数据实践划分为数据收集、处理、呈现、共享4种类型，并提出转化、强化、活化3条价值路径，分别对应模态转换、语义增强与多模态融合。王教授还对人文数据实践工程化进行了反思。最后，王教授借用柏拉图讲述的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故事展开哲学引申，认为AI能高效生成符号内容，但须区分其输出的表层信息与人所生成的深层智慧。面向未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正从载体符号延伸至智慧本身。

4.5 第九、十场特邀报告

第九、十场特邀专家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图书情报工作》青年编委会副主任闫慧教授主持（图19）。

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编委李月琳教授作《非常规信息环境下用户信息搜寻困境研究》专家报告（图20），聚焦突发事件构成的非常规信息利用环境下用户行为，分享了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其团队持续深耕信息行为领域的系列成果。她的报告以Taylor提出的“信息利用环境”概念为理论框架，采用深度访谈、大规模问卷调查及多案例研究等混合方法，针对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情境展开系统调研，识别出公众在危机信息利用中面临的7重困境。①公众需求多元动态与公开信息类型单一的错位。公众期望获得安全保障、事件动态、知识及正面引导4类信息，而政府公开多侧重通报类事实信息，类型单一，难以完整回应。②信源权威认可与信息利用分离。公众肯定政府信息的全面性，但认为其使用不便；高压情境下公众更看重响应速度与内容贴近性，权威信源不等于最可用信源。③主动验证信息的负担。公众获取成本高或被动接收信息不足，需自行付出溯源、交叉核验等额外努力，加重了公众的负担。④信息存在但难以满足公众期望。危机中公众对信息可用性、可信度等要求较高，而现有供给尚未能达到公众期望的水平。⑤意义建构存在多元障碍。当公众放弃或无法跨越认知鸿沟时，不仅使信息失效，还可能固化乃至加深其负面态度。⑥政府话语与公众话语脱节。政府专业话语有时超出公众理解，形成沟通鸿沟。⑦低赋能信息公开与危机情绪的叠加干扰。公开信息质量短板与恐惧等负面情绪叠加，使信息难以转化为公众的认知与行动能力。针对上述困境，李教授提出了若干优化路径，如增强内容供给的多元性与动态适配；加强渠道建设与政民互动；提升赋能水平，使信息不仅能被发布，更让百姓看得懂、用得上等，为优化危机信息治理、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编委刘越男教授作《全国“十五五”规划中的档案事业：重点议题、功能定位与未来展望》专家报告（图21），针对“十五五”规划中对档案事业的部署进行了深入考察，从档案学科角度对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求进行了呼应。她通过对国家层面及31个省级“十五五”规划文本的内容分析，系统勾勒了未来5年档案事业的重点议题与功能定位。她指出，在宏观领域上，93%的省份将档案工作纳入文化建设范畴，这与《档案法》对档案馆“文化事业单位”的定性高度契合。其余议题依次分布于社会、经济与政务领域，呈现出“热点聚集、长尾分散”的格局。中观层面，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服务供给等成为细分重点。微观主题则极为多元，除档案文献遗产、人事档案等高频词外，大量议题仅在个别省份出现，反映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仅约10%的省份规划中档案要点占比超过3%。她进一步提炼了国家在“十五五”期间对档案工作的四大功能定位，即系统服务文化强国战略、精准赋能社会治理、深度支撑经济发展和持续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表明国家正从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出发，要求档案工作全面嵌入多行业、多业务场景。她进一步强调，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能脱离实践，并预测未来5年档案学的两个实践热点会成为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准点：一是面向AI与数据要素市场配置的档案数智化转型，以高质量数据集研究为代表；二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和档案文化服务，以档案文献遗产系统性保护机制研究为代表。

4.6 第十一、十二场特邀报告

第十一、十二场特邀专家报告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图书情报工作》青年编委会副主任张鹏翼教授主持（图22）。

南京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青年编委裴雷教授作《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共同体——理论喻设与建设构想》专家报告（图23），他从“自主知识体系是由谁创造的”引出话题，从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共同体的理论喻设、现实挑战和建设构想三个方面进行分享。他指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指以本国历史、文化和实践为基础，形成具有独立立场、原创理论、系统结构和实践指导能力的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构成，代表“领域、内容和表达”三位一体，从本体论上强调结合中国实践，从认识论上需巩固中国原生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裴教授基于此提出第一个逻辑喻设，即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要强调多主体性，包括多主体分布、原始创新与应用创新多类型创新并举。之后，他借鉴习总书记的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出自主知识体系共同体概念。他认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从追求规模数量转向重视学科网络结构与效率效能的学科质量上来，强调协同共生、优势互补和整体跃升，这意味着学科建设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梳理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三层内核。接着，裴教授从美国政府发布的《科学：新黄金时代》报告出发指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一是AI导致科技逻辑产生变化，科技层面面临系统性挑战；二是结构性失衡，技术迁移与社会文化原创理论偏少，导致研究主题与研究结构失衡；三是资源分配不均衡性挑战；四是学术市场内外结构性不均衡，没有形成统一学术大市场；五是指标化评价与教育内卷。最后，裴教授分析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的三个机遇，并从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学术生态4个方面提出了自主知识体系共同体的建设路径构想：学科建设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导向，直面技术变革挑战，回应时代命题；人才培养要加强人才汇聚，建设学术大市场，构建开放融合的跨学科人才生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筑学科发展新引擎；产教融合要坚持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协同共建，打破壁垒，构建多元协同的创新生态；学术研究要坚持“两个结合”与中西融合，扎根中国实践，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借鉴视野。最后他强调，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是特色资源富集、实践场景独特、问题导向鲜明、创新潜力巨大的区域，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责任在自主知识体系共同体建设中先行探索、率先突破、形成示范。

中山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青年编委张洋教授作《技术同构与话语分化：从概念空间看AI时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演化》专家报告（线上），依托教育部重大专项课题，聚焦AI时代信息资源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发展路径主题，关注AI与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间的关系。他指出，一方面，AI大幅拓展了信息资源管理的能力边界，但另一方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身也对AI发展形成有力支撑。然而，尽管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和数据资源优势，目前还未有效地转化为学科话语权优势。AI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研究的核心是技术赋能与自主知识体系如何能够协同共进。前期研究结果显示，AI与信息资源管理结合的热点在技术方法上，而在资源组织、数据治理、知识组织上结合不多。接着，张教授介绍了基于前期发现的扩展研究，本研究是其团队基于CNKI、WoS检索的近10年共计8 600余篇AI相关文献开展的实证分析，从主体识别、统一空间和分析框架视角构建了统一多语言概念空间，在共同语义基础上分析中外研究的主题差异，概念组织和动态演化情况。试图探讨随着AI逐步深度嵌入学科领域，中外学科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如何。该研究将AI时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知识体系划分为14个主题模块，包括技术嵌入、知识过程智能化、服务治理转型三大维度。研究发现，AI 已全方位渗透学科各环节；中外研究共享基本主题框架，但在主题偏好、语义重心上存在差别，即研究重心不同；发表渠道的主题分布并不完全一致，智慧图书馆与用户服务创新是差异较大的主题方向；主题内部差异明显；2020年后中外研究主题总体结构趋近，尤其是2023年生成式AI爆发后，中外整体知识结构更加呈现趋同态势，但各主题演化态势则各有不同。因此，AI对中外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影响，并未带来知识结构的同质演化。最后，张教授指出，AI时代建设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只追求技术引进，更要立足中国问题和本土实践，构建具有主体性的概念与理论体系。

4.7 第十三场特邀报告

第十三场特邀专家报告由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图书情报工作》编委马捷教授主持（图24）。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图书情报工作》编委杨瑞仙教授作《筑牢情报安全之基：数据安全治理的情报学阐释》专家报告（图25），她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提出数据安全问题，从情报学如何支撑数据安全治理提出学科回应，并对数据安全如何保障情报工作安全进行逻辑阐释，最后提出面向情报安全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她指出，在数据要素市场与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数据安全已突破传统技术层面，上升为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整体性命题，数据风险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数据本身，而可能沿着业务、技术和决策链条传导，因此，需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数据安全是保护、利用与持续安全能力的统一。她进一步剖析了数据安全命题中的情报学问题，分析情报学与数据安全的内在关联，结合情报全生命周期，阐释情报学可从风险识别研判、识别风险、研判风险、监测预警、辅助决策等维度支撑数据安全治理；同时指出，数据安全也是情报工作安全开展的前置基础，来源失真、数据投毒、错误关联、算法偏差等数据风险会在情报加工、分析和应用链条中不断累积放大。情报安全治理也必须从成果保护前移到数据活动全过程。接着她从数据核验、过程管控、成果防护、组织责任4个层面梳理其保障作用，提出面向情报安全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构想，确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价值导向，搭建技术、制度、协同三位一体的体系架构，以可信、可控、可用、可溯源为评估要素，并构建监测—评估—响应—反馈的运行机制，形成治理闭环。

5 会议总结

最后，《图书情报工作》主编初景利作大会总结。他首先感谢中心领导与两位专家为会议致辞，两位老主编莅临会场作发言，十三位专家作精彩专家报告。同时感谢超星公司免费制作了纪念视频，呈现了《图书情报工作》70年来的亮点。其次，初主编重申了《图书情报工作》发文、评价等问题，期刊正在尽力做好发文数量与质量的平衡，一方面希望期刊有较高的影响因子，另一方面又希望更多的作者受益。70年来办刊不易。编辑部认真办刊，作者认真做研究，要正确对待办刊和评价的关系。再次，他对获得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表示祝贺，同时简要说明了本次评选的各项优秀的标准，排除了来自主办单位的人员获奖。最后，他希望编委、评审专家、作者给《图书情报工作》更多的支持和厚爱，共同致力于推动期刊走得更远，并向百年大刊目标迈进。

70年筚路蓝缕，70年薪火相传。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面向信息资源管理新的发展阶段，《图书情报工作》将不负众望，砥砺前行，继续全力打造有担当、有温度的信息资源管理学术大刊，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供稿】杜杏叶、易飞、王传清、尹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