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信息处理的一种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即问世不久的广义量化理论。广义量化理论和方法不但应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统一化,而且是信息处理的有效工具。
我国对连续性出版物的类型划分始于上个世纪末。解放前经历了报、报刊、报与刊三个阶段。30年代较为活跃,提出了一些细分和概括的设想,但深入研究不够。解放以后至7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不多。80年代以来,连续性出版物这一大类型已基本确立,但在名称上有争议,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兴旺,目前正处在对连续性出版物这一类型细分的研究和讨论中。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其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美国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关于图书馆学专业的性质、要求和图书馆学教育基础的论述,并得出一些结论。
本文以我国现有的7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检索刊物为对象,重点调查了上述检索工具收录中文期刊和外文期刊的重复情况,以及检索工具重复收录期刊的分布。调查结果表明:我国7种检索工具的收录范围主要集中在期刊文献,检索工具之间的重复率极高。而对专著、教材、会议录、学位论文和科研报告的收录极为有限。论文对改善我国现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检索体系提出了具体建议。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政府转变职能、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知识产权保护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当前形势发展的四大热点,本文讨论了适应形势需求的情报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营销情报和决策咨询情报、商贸情报、查新咨询情报及情报信息的产业化、社会化等问题。
本文从国内外图书馆管理的现实和发展趋势出发,概括地总结了图书馆管理思想正在经历着的八大方面的变革。图书馆管理的变革,首先是管理思想的变革,管理者应尽快适应这一转变。
本文在对沈阳地区计算机编目工作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建立联合编目系统,同时产生该地区的联合机读目录(COMARC);并对具体的管理模式和实施步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通过具体事例的调查分析发现,各类复本的藏书在馆藏中的分布不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且与读者需求量存在着某种联系。由此,借助 PB—700型计算机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据此,再通过拒借率的统计分析,发现拒借率与藏书复本数亦存在一元曲线回归关系,即双曲线关系。于是,根据双曲线存在一个最大曲率点,它将拒借率区间分为高拒借率和低拒借率区间,高拒借率区间不利于满足读者需要,而低拒借率区间不利于节约经费和藏书流通的原理,求出这个最大曲率点的坐标即为最佳藏书复本量的值和对应的理想拒借率。
本文介绍了科研摄影资料的特殊性,其拍摄制作过程、建档的意义和方法;并根据笔者多年的工作实践,论述这一特殊情报载体在科研工作和科技交流中的重要利用价值。
现代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文献情报工作的网络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中国科学院现在至2000年文献情报工作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近几年进行了西文图书书目数据库建设的探索和前期准备工作。本文对该馆西文图书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并指出了遇到的若干问题。
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将会使国内现有企业承受来自国际市场的巨大竞争压力,企业的情报需求将因“复关”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目前并不适应这种变化趋势,“复关”对科技情报工作也提出了挑战,为此应采用改革现有情报服务内容、强化新型情报工作人才等5个方面的对策。
李健生同志以《“引文分析法”质疑》一文(文中称“李文”)对“引文法”从多种角度提出了批评,笔者以为,“李文”的一些观点所体现的思想是正确的,但不少结论却是错误的。“李文”在前言中将“引文法”和“文摘法”混为一谈,都作为“引文法”,这在出发点上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方法所包含的本质绝不相同。
《图书情报工作》1992年第5期发表了李健生同志的“引文分析法质疑”。(文中简称“李文”)笔者读后莫名惊诧,时至今日还把这任人皆知的引文分析法的缺欠与弊端拿来讨论。不要说 Gross 夫妇早在1927年就有声明,就是引文分析的集大成者 E.G.Garfield 1979年也提醒人们要注意引文分析死角性的先天不足。再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是还在使用吗?
文中介绍了90年代国内外联机检索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对智能接口、图像检索、自然语言检索、新价格政策、新媒体、电视信息系统、自动翻译、中国的数据库建设和网络建设等课题的进展作了简要叙述。
《图书情报工作》成为了中国大陆首家被收入美国鲍克公司出版的著名的《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第29版(1990～1991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有关的栏目有“图书馆和情报科学”、“图书馆和情报科学:文摘、书目、统计”、“图书馆和情报科学:计算机应用”、“目录”、“计算机——信息科学和信息论”等。
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主办、得到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情报与文献工作联合会、国际东方图书馆专家协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支持，并得到湖北省科委、科学出版社、武汉工业大学资助的“国际图书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5月21-25日在武汉召开。除130多位中国代表外、还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位境外正式代表。
1993年4月27日，在北京图书馆举行了首届“息洋杯”中国图书馆自动化优秀学术论文评奖活动新闻发布会。
近代以来,许多目录学界的志士同仁,潜心研究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历史,创造了不少优秀成果。先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后有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及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前者分主题而直述历代目录学发展状况,但由于他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也就不可能找到目录学发展的最本质规律。后两部著作都是未定稿,没能反映中国目录学史的全貌。在80年代出版的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和罗孟桢《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的著作中,也都未涉及现代目录学部分,这不能算是完整的中国目录学史。
